这就涉及怎样全面准确地理解孔子仁爱观念的问题了。

哲学的灵魂在于寻根问底的态度及相应的理智探索的思想方法。它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近代中国学者在西方哲学（特别是其近代哲学）的示范下，对中国传统的经子之学进行剪辑、改写的产物。

西学有深厚的述理的传统，解释理论本是为解释实践服务的，但顺理论的逻辑，附庸蔚为大国，竞变成自立的学科。与中学相比，西学不仅同样有经典解释的实践，更有丰富的解释理论。平心而论，如果从近代西方哲学那种系统论说的眼光来读《论语》，其感觉即使不是不成体统，也是卑之无甚高论，但这种读法当然不得要领。用经典解释学代替传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不是（或不应）疏离哲学，相反，如果出发点在于从中挖掘新的思想，那更需要哲学。其研究方式依历史的发展而形成三种不同的学术或形态，分别为经世、考据及义理之学。

现代西方哲学中的许多流派，其实就是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学、历史学，以及自然科学的深入而激发起来的。《论语》作为儒门第一经，其要义在于"教"，它是孔子与学生对话的记录。只有不正当、不合时宜的制度才需要维稳，正义的制度是不需要维稳的。

在私的领域、即不侵犯他人权利的时候，这种差等之爱就是合乎情理的。众所周知，这种极权主义的思想资源并非孔孟的儒家政治哲学，而是法家政治哲学：不仅开创皇权帝制的秦始皇是独用法家的，而且汉承秦制的汉朝也是阳儒阴法的。而挺儒的一方则竭力论证亲情伦理及其礼法制度的正当性，以此为孔子辩护。在孔子看来，夏、商、周三代之间就是如此。

换言之，制度文明才是社会稳定的保障：在正义的制度下，即便领导者无德无才、甚至缺位，社会也是稳定的。所以，一方面，对于孔子的政治哲学的一般原理，不论把它讲成个体主义的、还是集体主义的，都是错误的。

[13]《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注疏指出：这是由于华夏有礼义，即正义的制度。换言之，孔子所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制度文明问题，即族群的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西方也是如此，例如古罗马共和制便是贵族共和。

  [摘要] 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于是，人们不敢在公开场合交谈，道路以目——路途相遇只能以目示意。[4]《左传》：《十三经注疏·春秋左氏传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在中国，孔子确立起了关于制度文明的两条正义原则：[10] 第一条正义原则可以表述为正当性原则：制度规范的建构或选择，必须是出于仁爱的动机，即：超越差等之爱，追求一体之仁。

所以，义→礼、即正义原则→制度规范，亦即孔子讲的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卫灵公》），是中国正义论的核心的观念结构。《荀子》：王先谦《荀子集解》，《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以学派而论，在公元3世纪，虽然斯多亚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和怀疑论学派作为机构性的存在已经解体，但依然相当活跃，斯多亚学派甚至在􏷓种程度上成为罗马帝国的官方意识，其思想要素为随后兴起的基督教思想提供了极具解释力的基本概念。就编年史而言，希腊化可以上溯至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下至公元前30年罗马征服地中海地区，此后至公元6世纪可以算是古代晚期。

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后的300年间，希腊化世界已经准备好了接纳基督教以及基督信仰作为其生活的真理宣称。新柏拉图主义也与斯多亚学派有重要关系，尤其是如果脱离斯多亚学派和亚里士多德著作，而仅仅依赖柏拉图的著作，是无法准确解释普罗提诺的，学者们也倾向于认为影响中世纪的主要是新柏拉图主义。没有一个哲学家那么确信自己曾握有真理，至多开展了探究真理的某种道路。当基督教在希腊和罗马世界迅速兴起时，启示成为真理的路径也就成为可能。斯多亚学派追求平静和不动心，而要获得这样的生活须以正确的印象观为基础，重新认识自我的印象。这也正是自然哲学之对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 辨理性的路径。

就思想史而言，希腊化时期则一直持续至公元6世纪。斯多亚学派不是犬儒主义，并不反对人获取财富的冲动，它反对的是对财富的迷恋。

在这漫长的千年中，斯多亚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和怀疑论学派的影响是主导性的。怀疑论学派以悬置判断的决绝态度抽离了古典希腊和希腊化哲学所要抓住的伦理生活中的知识论根据，希腊哲学甚至希腊化哲学本身就被终结了。

近代西方思想无疑发端于希腊化和古代晚期，现代性向度由此得到塑造。虽然公元1世纪基督教兴起于并最终福音化罗马帝国，然而思想的智力基础及其形态仍然是希腊化哲学。

这不是说基督教以所谓盲目的无理性方式解决生活的困惑，而是说基督教指出了生活真正地展开必须以对某种东西的确信为其开端，当然这个所谓的􏷓种东西也必是它所认定的真理。从公元2世纪开始逐渐成形的新􏷒拉图主义以及中世纪人们对柏拉图和基督教的解释，都清楚地表明了希腊化哲学的支配力。怀疑论学派则更极端，当它断言所有命题都存在对立命题，所有命题的对立面与命题本身具有同样充分的论证依据时，不仅柏拉图依赖于知识论论证幸福生活的理性主义被摧毁，透过知识得以建构的实在之路被堵死，而且伊壁鸠鲁和斯多亚学派的知识论探求也成为错误的方式。于是，希腊的心灵说:让我们去追随真理，去追随真理本身。

希腊化哲学家之探索自然哲学，不再是出于对自然界的惊奇，不再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哲学来自探求的知识乐趣，而是要透过对自然的阐释治疗疾病的人生，这即是伦理的主题。公元1世纪基督教由巴勒斯坦地区向西方扩展，希腊世界探究真理的理性主义方式趋于衰微，以信仰为根源的生活方式取而代之。

希腊化之于古典希腊，颇似于后现代之于现代。古代晚期的哲学规劝不以知识论的形式出现（如柏拉图和某种意义上的亚里士多德），而是以书信、谈话甚至 语录的形式出现。

隐修主义运动则确立一种内含希腊化思想的生活方式， 对西方社会及其精神形式造成影响，成为15世纪以来新教精神的构成要素。怀疑论学派不只质疑真理的复杂性，也厌倦了理性自负的宣称。

希腊化哲学家试图把握真理如何显现于人的生活方式中，以及真理的伦理特质。无论卡帕多西亚教父对灵性生活和三位一体神学的理解，还是奥古斯丁的情感、自由意志和神意论的阐释，都与斯多亚学派的强大影响有关。由古典希腊走向希腊化，意味着希腊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哲学叙事形式的转变显示了哲学气质的差别。

斯多亚学派与伊壁鸠鲁学派都以减法运算把握生活的节奏，重建被忧虑、恐惧和焦虑打断了的生活秩序。哲学追寻着实践的勇气，哲学是实践着的天命。

它不反对名声的享有，反对的是纵情于名声的荣耀。如同基督教传统一样，希腊化哲学为这个千年确定了思想和生活的基本形态。

希腊化哲学放弃巴门尼德、􏷒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风格，不再从知识与存在（思与在）的关系铺垫真理的进路，而是从个体性存在把握自由的本质。然而古典希腊哲学家尤其与柏拉图不同，希腊化哲学更着重于在个体自由中发现真理的关联，而不是孜孜于真理的根源和本体。